“有一個問題我一輩子都會記得。”站在成電講壇上，身穿紅色T恤，一頭銀發的李世鶴蹙起眉頭，回憶起中國通信事業一窮二白的時代。他向前邁出一步，提高了音量，充滿激情地說：“上世紀80年代初，當國外教授問我中國的電話普及率時，我不好意思講。那時，我就暗下決心，要為中國移動通信的崛起而奮斗。現在，我的夢想實現了！”

臺下的600余名學弟學妹們給予這位業界傳奇英雄熱烈的掌聲。他們很想知道，中國移動通信事業如何從落后中奮起？以李世鶴為代表的一代通信人經歷了怎樣的曲折？3G成功的意義在哪里？在為夢想奮斗的過程中，是什么支撐著他們一路走來？老人激情澎湃又頗為風趣地講述著，以他的人生經歷展開波瀾壯闊的中國通信畫卷。

夢起：“一定要改變中國通信事業落后面貌，但不能跟著老外走”

李世鶴于1963年畢業于成電，從此開始了在通信領域的征程。1978年，他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大學留學。“我是‘文革’后出國的第一批留學生，同去的有800多人。”他回憶起自己青年時代還當過車間工人，大好時光沒能用在科研工作中，感到十分痛心。正因為懷著時不我待的決心，李世鶴非常珍惜在蒙特利爾大學的求學機會。

“那時候國內國外完全是兩個世界，差距大到無法想象。”就在李世鶴潛心苦讀時，他通過國際會議等活動，深感通信事業對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的重要性，而中國的通信事業比起國外落后三四十年。李世鶴暗下決心，回國后要改變中國通信事業落后面貌。

在小徑分叉的路口，哪一條才會越走越開闊，通往夢想的終點呢？李世鶴認識到，中國通信發展從1950年代開始一直與蘇聯保持一致，幾十年來，因為各種原因，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距離。“如果我們仍然跟著老外走，拉電線，裝電話，那我們永遠都沒辦法超越他們。”李世鶴想著，怎樣能尋找到一條“捷徑”呢？

“21世紀是無線通信的世紀”，當這個觀點在1980年代提出時，業界幾乎無人相信。這位來自波蘭裔的美國科學家Snakes堅持自己的觀點，并與朋友李世鶴探討移動通信的發展前景。李世鶴敏銳地意識到，移動通信是中國通信事業發展的“突破口”。如果說，有線通信的賽道上，歐美國家早已跑出萬米之遙，那么，移動通信的征程中，中國還有可能實現“彎道超車”。

1982年，獲得博士學位的李世鶴回到國內，雄心勃勃地要在通信領域做一番事業。他發現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正在默默地感應著世界移動通信的脈搏。如果說，第一代移動通信還是歐美國家的“自娛自樂”，那么，第二代移動通信仍只是國內的奢侈品。李世鶴幽默地說：“第二代用的手機像磚頭那么大，那時經常看到香港老板手拿大哥大，吃飯時就在桌子上一放，顯示身份。”1980年代，一個手機最貴達到七八萬，顯然無法普及到老百姓中。

李世鶴感受著國內通信領域的探索、挫折和巨變的前奏，等待著宿命中的機遇。

夢明：三英才“閉關”探討三天，TD-SCDMA橫空出世

“人一輩子能碰見的機遇不太多。當發現一件事情值得干的時候，就應當不顧一切地沖上去。”李世鶴感慨地對同學們說。當3G的曙光初現，他迎來了夢想中的偉大事業。

“第三代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無線電頻譜不夠用，需要提高效率。”面對這樣的核心需求，美國高通公司做出了關于新制式CDMA（碼分多址）。李世鶴看到了高通公司的“作品”，心里涌動出超越它的激情和自信。

此時，李世鶴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，他曾在重慶主持了中國第一個蜂窩移動通信網的設計和設備選型，也幫助江陰市開發了模擬制式下的移動通話終端。雄心壯志的李世鶴認為“我們不僅要發展自主產品，更應開發國家自主的新制式！”

春江水暖，國家對移動通信研究的大力支持也讓李世鶴更有底氣。在國家的“七五”計劃科技攻關中有了“GSM系統”的項目，由郵電局一所和電子部七所聯合攻關。1992年，“863計劃”開始組建通信專家組，其中有了個人通信組。

“SCDMA是我和徐廣涵、陳衛討論了三天的產物。”李世鶴頗為風趣地說。相對高通的“作品”，SCDMA技術實現了重大突破。他解釋說：“CDMA沒有多個碼道，是一個自干擾系統。怎么把干擾降得更低、信號更好呢？我想到了天線。”李世鶴結合自己在南京大學物理系讀研時做天線研究的基礎，他利用智能天線，讓SCDMA更加完美。

從一紙技術到影響到無線移動通訊整條產業鏈的標準，真的會實現嗎？

1995年，時任郵電部科技司司長的周寰與李世鶴三人見面。他們在德克薩斯大學一間教室里熱情洋溢地討論了四天，TD-SCDMA形成雛形。作為上級領導的周寰拍板了：“干！”

從此后的十余年，李世鶴以難以想象的決心和毅力推動著TD的發展。TD是他的事業，更是他的夢想。

夢癡：重重磨難，兩道生死關

“使命感支撐我一路走下去。”李世鶴述說著曲折的TD之路時說。但他也對學弟學妹們坦言，“如果之前就知道有那么多挫折，會不會去做？難講！”聲音里有一絲疲憊。

在他的講述中，TD的研發在周寰拍板后不久進入快車道。郵電部電信科學研究院與Cwill公司成立合資企業，李世鶴任董事長，陳衛任總經理。很快，一個非技術性挫折的大浪打來，幾乎讓人猝不及防。陳衛和徐廣涵認為要實現TD的完全商業化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，心生懷疑的左膀右臂最終離開公司。即使這樣，意志頑強的李世鶴也并沒有因此而動搖。

然而更多的困難接踵而至，特別是兩道“生死關”橫亙在前。

第一道關是1998年的“郵電部香山會議”。郵電部、科技部聯合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會議，國內各大學、研究單位、企業及國外企業參加，討論我國對3G標準的態度。已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TD并沒有受到青睞。會議持續了兩天，對于“要不要向ITU提出‘中國方案’”懸而未決。最后當時的郵電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結論：總有第一次，總得試一試！中國人終于勇敢地踏入了世界移動通信的“游戲圈”，參與最激烈的競爭。

第二道關就是國際競爭。英國、巴西、韓國、芬蘭、土耳其、美國……一次次國際會議上的唇槍舌劍，TD和李世鶴都經歷了重重考驗。特別是1988年國際電聯在英國的會議中，TD險些出局。當時國際電聯內代表美國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歐洲利益的WCDMA正斗得激烈，對來自中國的TD也是排斥有加。中國信息產業部力挺TD。在巨大的中國市場誘惑下，各大“巨頭”妥協，TD驚險過關。2000年5月，TD在土耳其的國際無線大會上被正式批準。2001年3月，TD在美國的3GPP會議上被正式接納，至此完成了標準化進程。

李世鶴并沒能長舒一口氣。雖然TD已是國際三大3G標準之一，但在國內的產業化進程卻紛繁復雜。在長達九年的時間里，TD不停地修改、完善，產業界對于它的成熟心存疑慮。國際通訊設備制造商出于商業目的，紛紛向中國方面游說、施壓，要求盡快發放3G牌照，讓TD團隊感受到重重壓力。李世鶴感慨地說：“要說困難，最大的困難是人，不是技術。”

“山重水復”中終于迎來了“柳暗花明”，2004年，中國總理出訪荷蘭，在當地接聽了來自中國TD網絡的國際長途電話——這對TD無疑是一次極佳的宣傳。TD通過多個城市的測試，證明可以投入商業應用。2006年，信息產業部通過對TD的技術方案成熟度審核，宣布TD成為我國通信行業標準。2008年12月，國家發放許可，由中國移動運行TD-SCDMA網絡。

“我們這一代人不把這條路趟過去，后面還會有誰來做？”說起這條艱辛的TD之路，李世鶴感慨萬千。

夢圓：20年，做一件事就足夠了

“到2013年初，TD用戶超過1億。”李世鶴說，“我的夢想終于實現了！”經歷漫長而苦澀的等待，夢想顯得特別珍貴和甜蜜。“二十年，做一件事就足夠了。”

在李世鶴看來，TD的價值不只在當下，更在未來。“這是我國第一次完成國際標準并實現規模應用，”李世鶴說，“這說明我們并不比任何一個國家差，提振了自信心。”李世鶴還分析說，TD在數字信號處理技術、射頻技術、芯片設計能力、軟件能力、低成本高質量生產能力等方面的優異表現，推動了我國通信產業大發展，還進入國家重大專項并提前實現。

李世鶴不僅被譽為“3G之父”，還被稱為“4G先鋒”，原因就是他提出的智能天線技術依然是4G的關鍵技術。

“未來屬于年輕的一代！”李世鶴鼓勵學弟學妹們，“5G時代還需要技術突破，希望你們能夠在移動通信領域做出杰出貢獻！”